中國是中華蜜蜂(簡稱中蜂)的發源地。原始的養蜂可追溯到人類最早采集野生蜂蜂蜜的時代。按文獻記載，中國養蜂約有兩千余年的歷史。中華民族將野生中蜂逐步飼養為家養中蜂，經歷了原始采集蜂蜜和人工飼養蜜蜂兩個階段。中國古代養蜂發展緩慢。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蜜蜂和活框養蜂技術傳入中國。

如圖：繪制的中國古代野外養蜂圖景，古代人養蜂圖片

中國近代養蜂有所發展，幾經興衰，逐漸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的養蜂業。

一、蜂產品的原始采集和有關蜜蜂的早期文字記載

原始社會時期，蜜蜂處于野生狀態，巖穴、樹洞是天然蜂窩。人類以采集天然植物和漁獵為生，野生蜂巢也是采集對象。原始人從野生動物掠食蜜蠟中受到啟發，學會了從樹洞、巖穴中尋取蜂巢。最初是搗毀蜂窩，火燒成蜂，掠食蜜蠟、蜂子。其后，人們逐漸改變了這種對于蜜蜂來說是“既毀我室，又取我子”的原始掠奪式采集方法，而有意識地利用蜂群再生產能力，發展成用煙熏驅蜂，保留蜂窩，索取蜜蠟、蜂子。

迨至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1)，在《詩經·周頌·小毖》有“莫予荓蜂”的詩句，這是“蜂”字的最早文獻記載。“蜜”字則首見于《禮記。內則》(前3世紀)。東周時期(前770～前256)，出現了現存最早的有關養蜂的文獻——《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六經》(約前3世紀)。其中，“蜂蜜”二字開始組合成雙音節詞并沿用至今。該文描述了“其狀如人，而二首”的原始蜂窩形狀和“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的祭禱蜜蜂的習俗。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原始的野外養蜂開始萌芽。人們在漫長的采集野蜂實踐中，開始嘗試對樹洞或其他地方所發現的蜂群略加照看，由采摘野蜂巢發展到“原洞養蜂”。割蜜人用煙火驅散蜂群；用炭火加寬蜂洞；再用泥草、牛糞涂抹洞口，留一小孔容蜂出入；最后在樹干上刻痕為記，以示蜂窩有所歸屬。此后，除按時采蜜外，毫無其他管理措施。至今中國西南傈僳族、怒族、獨龍族等民族還保留著原始的驅蜂取蜜法和原洞養蜂法。

人們在采食蜜蠟的實踐中，首先認識到螫針有毒，這是生物自衛防身的本能，因而《詩經·周頌·小毖》告誡人們不能去激怒蜜蜂(“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前722～前464)中也說：“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東周時已能利用蜂毒治病，《黃帝內經》(前770～前256)記載了古代的蜂針療法。周代人們對蜂產品的利用主要是食用，蜂子則是帝王的佳肴。《禮記·內則》(前3世紀)有“子事父母”，“棗栗飴蜜以甘之”和“爵鷃蜩”，“人君燕食”的記載。“”即蜂的幼蟲和蛹。飲用“蜜酒”大約從東周開始。初記于《楚辭·招魂》(前340～前278 )，有“瑤漿蜜勺”之句。“蜜勺”可能是用蜜調和未經釀制的蜜酒。其時還用蜂蜜與稻、黍熬煎成粔籹、蜜餌等古代蜂蜜食品。在云南省，還有刻有蜂紋的戰國銅臂甲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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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蜜蜂的古代人工飼養

東漢時期(25～220)進入蜜蜂的人工飼養階段。公元1世紀初，出現了文獻上記載的第一位養蜂專家－姜岐。據《高士傳》記載，姜岐隱居山林，“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人。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當時教授養蜂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

東漢的養蜂先行者已不滿足于原洞養蜂，照看蜂群。為了更便于割蜜，開始移養蜜蜂。移養是蜜蜂由野蜂變成家蜂的過渡階段。他們砍下附有野生蜂窩的樹干(即原始天然蜂窩)，掛在屋檐之下，蜂窩所放置的方向與原樹干生長的自然姿勢保持一致。移養無需管理，蜜蜂生活在半野生狀態。至今云南怒族、傣族人民飼養無刺蜂仍沿用這種移養方法。

東漢人開始觀察蜜蜂和蜂房。公元前139年《淮南子·氾論訓》首次描述“蜂房”，并指出其大小“不容翰鵠卵”。對于蜜蜂主要生物學特性已有初步認識。許慎《說文解字》(100～121)釋“”(同“蜂”)為“飛蟲整人者”；釋“蜜”為“甘飴”。

其時對蜂產品的利用已經發展到醫藥、印染、制燭。公元3世紀的《神農本草經》已將石蜜、蜂子、蜜蠟列為醫藥“上品”，指出蜂蜜有“除百病，和百藥”的作用。而且發現蜂子有抗衰老、滋潤皮膚的美容功效，若“久服(蜂子)令人光澤好，顏色不老”。蠟燭為西漢時期的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所制作。晉人葛洪在《西京雜記》(340年前后)中記載了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之事。蜜蠟用于民間印染可能從漢代開始，古稱“蠟纈”，現稱“蠟染”。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出現了兩篇重要的文獻。公元3世紀，在張華《博物志》中明確記載山區養蜂者“以木為器”，“以蜜蠟涂器內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誘引野蜂“春月作窠生育”的方法。鄭緝之(420～479)(永嘉地記)進一步記述了家中人“以蜜涂桶”誘引分蜂群“舉群悉至”的技術。這一時期已將移養后的半野生態的蜜蜂誘養到仿制的天然蜂窩或代用的木桶蜂窩中去，逐漸向蜜蜂家養過渡。

蜜蜂家養，使西晉人更便于觀察蜜蜂生態和生物學特性。郭璞(276～324)《蜜蜂賦》首次記述了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蜂群中有“總群民”的“大君”，司管保衛的“閽衛”，作蜜源調查的先遣蜂。還描述了蜜蜂“營翠微而結落”、“應青陽而啟戶”的筑巢條件和喜暖向陽的習性。認識到蜂蜜是蜜蜂“咀嚼華滋”，釀制而成。

蜂產品的加工技術和利用此時也有較大發展。三國時期(220～280)蜂蜜用于制作清涼飲料和浸漬果品。《吳志·孫亮傳》有“使黃門中藏取蜜漬梅”的記載。《魏志·袁術傳》記載，時盛暑，袁術欲得“蜜漿”，但無蜜，乃嘔血而死。其時的蜜漿用于解暑，以蜜羼水而成。西晉能將混合的蜜蠟分開提煉，分別利用。蜂、蜜、蠟除食用、藥用外，開始試制防衰、增白的美容劑。晉代女子直接用天然蜂蜜抹面。《名醫別錄》(502)記載了用“酒漬蜂子敷面，令人悅白”的美容方法。蜂蠟則用于制作蜜印(蜜章)、蜜璽、蠟屐和工藝品蠟鳳。

隋唐五代(581～960)養蜂文獻鮮見。從唐詩等的零星記載中可以窺見唐代的家庭養蜂并不普遍。南北山區還處在“鑿石養蜂”的狀態。

唐人將蜂窩與燕巢并列于柱梁或懸于庭院前檐，并配有果樹蜜源。杜甫有“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的詩句。《酉陽雜俎》(864年左右)還記載了作者段成式家養蜜蜂的事實：“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果園數畝。蜂膠土為窠于前檐”。但是蜜蠟的主要來源還是取之于半野生狀態的蜜蜂，蜂糖、蜂蠟、蜜燭多產在南北山區，特別是南方，并列為“常貢”。唐詩中也不乏描寫割蜜人“自履藤鞋收石蜜”，“采始于泉谷”的情景。韓鄂(唐末或五代初)《四時纂要》把“六月開蜜”列為農家事宜，這是現存收編養蜂技術最早的農學著作，反映養蜂副業的發展已引起農學家的注意(圖1)。

圖 1 《四時纂要·夏令·六月》 (按明萬歷十八年朝鮮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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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740年成書的《文苑英華》里張鷟《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一文中始稱“蜂王”：“蜂王獻蜜，紛飛紫紺之樓”。813～858年，在李商隱《閨情》“紅露花房白蜜脾”的詩句中明確提出了“蜜脾”的概念。864年前后，段成式最先記述雄蜂：“生三四月，黑色”，“不能采花，但能釀蜜”的生物學特性。并總結“相蜂過冬，蜂族必空”的養蜂經驗。唐人稱雄蜂為“相蜂”或“將蜂”。

唐代蜂產品的加工技術突破了歷代窠臼特別是拓寬了蜂蠟利用的范圍。利用蜂蠟澆燭可能從李唐開始。陜西永泰公主及章懷太子墓的墓道上，都有侍女秉燭而行的壁畫。(彩圖110)唐詩中也有大量描寫蠟燭的詩句。賈公彥還記載了“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的制燭方法。其時產量不多，僅限官苑豪門享受。此外，還利用蜂蠟藏書、印染、作丸衣。蠟詔、蠟書、蠟丸(蜜丸)為唐代始用。蠟纈布亦頗盛行。隋唐盛行用蜂蜜釀制蜜酒。醫學家孫思邈(581～682)記載了“葡萄、蜜等酒不用麯”的自然發酵法，并介紹了釀制蜜酒的方法，還利用蜜酒治病。

進入宋元(96O～1368)以后，有關養蜂文獻驟增。其重要著作有《小畜集·蜂記》(1000)、《農桑輯要》(1273)、王幀《農書》(1313)、《農桑衣食撮要》(1314)和《郁離子·靈丘之丈人》(1350～1365)。宋元時期是中蜂人工飼養發展的重要階段。家庭養蜂較為普遍，出現了專業養蜂場。

王禹偁撰寫的《小畜集·蜂記》較具體地描述了蜂王生物學和分蜂的情狀，有較高的科學價值。他觀察到蜂王“其色青蒼”，大于常蜂，“無毒”。失其王則蜂群潰亂。分蜂時，蜂群“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王而去”。還記述了蜂王產卵的情景：“(王)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但未明言蜂王是產卵雌蜂。

宋代已初步觀察到工蜂后足在特異變化后產生的器官——花粉筐。《爾雅翼》(1184)有“采花須粉置兩脾”的描述。宋人還發現工蜂采水是釀蜜泌蠟的需要，因而制定了“春三月供水，不致渴損”的管理措施。

宋元時期的養蜂技術日臻完善且具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劉基的《郁離子·靈丘之丈人》僅350余字，卻概括了蜂場中蜂群四季管理的基本原則。

中國古代控制自然分蜂的原則是一群不留二王。宋以前是采取追捕、誘引蜂群“延客住”的搶救辦法。宋至元出現了三次較大的技術突破。第一，棘刺王臺和早摘新王。《小畜集·蜂記》首次報道“以棘刺……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拆”；《農桑輯要》和王幀《農書》也記載了“一窠留一王”，“除舊蜂王外，其余蜂王盡行摘去”的經驗。第二，人工分蜂。《農桑輯要》記載了若有數個蜂王，“當審多少、壯與不壯”，淘汰弱者只留蜂王兩個，分為兩窩的方法。第三，培養強群。《郁離子·靈丘之丈人》說，“蓄則縱之、析之，寡則與之、衰之，不使有二王也”。意思是群勢強就可以進行人工分蜂，群勢弱則應加強飼喂，以強補弱；一窩之中不能兩王并存。

此外，在養蜂技術上還有一些重要的發明。如兩人配合用煙驅、蜜誘的方法收集分蜂群；三面灑水揚塵，阻其蜂路和撒土收蜂追捕蜂群的技術；至晚蜂息再轉移的經驗；用薄荷葉涂手面和用草衣蔽身防蜂螫的方法等。

宋代記載了多種蜜源植物及各種蜂產品。《圖經本草》(1061)記述了黃連蜜、梨花蜜、檜花蜜和何首烏蜜等名稱、蜜色和產地。在蜜漬貯藏果品的基礎上，已發展加工成蜜餞(蜜煎)、果脯。吳自牧《夢粱錄·除夕》中記有“蜜煎”。宋人已知南北不同的生態條件對蜜蜂選巢釀蜜有影響，“花色不同蜜色隨異”。元人還采用“燒紅筋，插入蜜中”檢驗蜜質優劣的方法。

元代有多種人工蜂窩。如“磚壘小屋，兩頭泥封”的磚砌蜂窩；“編荊囤兩頭泥封”的荊編蜂窩等。尤為重要的是《郁離子·靈丘之丈人》首次記載了“刳木以為蜂之宮，不罅不”的原始獨木蜂箱。自此，在中國開創了木制蜂箱的歷史。元代末年，養蜂業已具備相當規模。不僅有分散的副業養蜂，而且發展成專業養蜂場。《郁離子·靈丘之丈人》記載了“園有廬，廬有守”，蜂箱“五五為伍，一人司之”的蜂場布局、規模和管理技術。

明清時期(1368～1911)的養蜂文獻紛繁，但多數薈萃前人經驗，總結了一套“分蜂－召收－留蜂－鎮蜂－防護－割蜜－藏蜜－煉蠟”的技術。1819年郝懿行編著的《蜂衙小記》十五則，為中國第一本養蜂專著。自明至清，養蜂業日趨昌盛。一般農戶養十余群蜂，專業養蜂戶養數百窩蜂。但蜂蜜的來源十居其八靠山野收蜂采蜜，十居其二靠家庭養蜂。

明清時期在養蜂技術和蜂箱的改革上也有新的進展。1637年《農政全書》首次記載“用紗帛蒙頭及身上截，或皮套五指”的原始面網和防蟄手套。1600～1680年，《物理小識》記述了蜂箱的立體排列法：“箱宜數層……以左置右則盛，諸箱立架皆順而稍下，不得過敵祖房(即原群)。”這比“五五為伍”的平面排列更能充分利用光源。明末已出現了原始繼箱的雛形。《致富全書》有“先照蜂巢樣式，再做方匣一二層……令蜂作蜜脾子于下”的記載。“方匣一二層”具有繼箱的作用。晚清以后，在江蘇、浙江、湖南、廣東一帶也相繼出現帶有原始繼箱的舊式改良蜂箱。如嘉湖式、溫州式、橫形蔑簍式和方形多層木箱等。

從宋至清，記載了蜜蜂的多種敵害及其原始的御敵方法，但未見病害的報道。主要敵害有蛛形綱(蜘蛛)、昆蟲綱(土蜂、山蜂、螞蟻、斑蟊、蛅蟖、蚍蜉、蒲蟲、蜻蜓)、爬行綱(蛇)、鳥綱(雀、鷯鳥)、哺乳綱(蝙蝠、豹、狐貍)的一些動物。

明清學者已開始注意總結養蜂經驗，粗淺地研究養蜂學理。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提出“蜜以密成”和“割蜜如十一取稅”的理論。宋應星于1637年指出“蜜無定色，皆隨方土花性而變”。徐光啟于1639年研究了雨水－花木－蜂蜜的關系，總結了利用氣候預測當年蜜量豐歉的方法。在蒲松齡(1640～1715)的手抄稿《蜜蜂》(圖2)一則中指出，“門戶清靜，來往不繁，經營不勤”是分蜂的預兆；芒種前后是收蜂的有利時機。

對蜜蜂生物學的認識，從西周至清末代代深入，但明清學者更有見地。李時珍首先看到“蜜蜂嗅花則以須代鼻”，說明他已認識到蜂須不僅是蜜蜂的觸覺器官，還是它的嗅覺器官。明清學者還觀察并記載了蜜蜂個體發育的四個階段。《蜂衙小記》(1819)、《本草綱目》(1578)和《桑瑜漫志》(1726年前)分別描述了卵、幼蟲和蛹的形狀、大小和顏色，但統稱“蜂子”。

中國古代一直沒有闡明蜂王的性別及新蜂王的由來問題。從西晉至清末存在三種迥然不同的看法。第一，認為蜂王由其他生物轉化而來，即所謂“化生”說；第二，為相蜂所生；第三，為蜂王所生。其實從宋至清，古代學者已逐漸找到答案。王禹偁在《小畜集·蜂記》中指出，“王之子盡復為王”，還描述了蜂王產卵的情景。道教經典《道藏經》(960～1111)說：“蜂交則黃退”，說明宋人已觀察到蜜蜂雌雄交配后的體色變化。明人陶輔《桑瑜漫志》還記載了雌雄之別，“蜂之雄者尾銳，雌者尾岐，相交則黃退”。清人張宗法《三農記》(1760)說，分蜂時新蜂王“要另居一所，不得子母對面并肩”。這些描述顯然已指出蜂王就是雌蜂。

圖 2 蒲松齡手抄稿－《蜜蜂》

1841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門戶啟開，其他國家學者隨之而入。1847年法國人L.蒙蒂尼及其女兒在上海、廣州、舟山采集昆蟲、鳥類和經濟植物標本，其中也有蜜蜂。這是中蜂傳播他國的首次記錄。從1890年F.莫爾維茲發表研究中蜂的論文起，至20世紀40年代末，一些國家的昆蟲專家和養蜂專家都先后來到中國采集蜜蜂標本，并報道了對中蜂的研究進展。

截至清末，全國飼養的中蜂約20萬群左右。以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居多，其次為河北、吉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等省區。每群蜂年產蜜量平均5kg右，蜂蠟0.30～0.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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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蜂的傳入與活框蜂箱養蜂的推廣

活框養蜂即新法養蜂。中國養蜂業以引進西方蜜蜂和近代活框養蜂技術為契機，發展迅速而曲折，大抵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⒈ 活框養蜂技術與西方蜜蜂的引入

清末，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為了尋求富國救民之道，積極倡導“西學”。活框養蜂技術也隨之傳人中國。1875年7月3日《萬國公報》刊登介紹美國養蜂情況的文章，這是傳人中國最早有關養蜂方面的西方文獻。1876～1877年，由英國傅蘭雅譯的《西國養蜂法》問世；1898年，由日本花房柳條著、藤田豐八譯的《蜜蜂飼養法》出版。在中國，這是兩本最早的養蜂譯著，書中介紹了一些蜜蜂生物學和蜜蜂王國的奧秘。

1903年清政府將養蜂列為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的教學內容，對科學養蜂是一個很大的促進。1908年和1909 年，廣州報刊上分別刊登了《蜜箱之制造》和《春季蜜蜂之處理法》等介紹其他國家近代養蜂技術的文章。

1896年后東北黑蜂及新法養蜂技術內俄國傳人東北。據《珠河縣志》卷十二記載：“自東鐵筑成(1896)，一般俄民多有攜蜂種于哈(哈爾濱)附近。迄今已成為東路沿線唯一之家庭事業。”此后，俄國的黑包蜜蜂及新法養蜂技術傳入中國東北，即為現生的東北黑蜂。

1900年俄國入侵新疆，東正教徒把高加索蜂帶至伊犁和阿爾泰兩地飼養，即后來的新疆黑蜂。現在的伊犁黑蜂和阿爾泰黑蜂從體色和某些行為表現看，均屆前蘇聯高加索蜂種的兩個不同品系。

清未翰林駐美公使龔懷西，1912年秋由美國攜意大利蜂5群回國，置家鄉合肥私邸飼養，他是意大利蜂最早的引進者；但蜂群由他人管理，對近代蜂業發展影響甚微。真正以養蜂生產為目的而引進意大利蜂者是清末秀才張品南，他于1911年在閩侯與人合辦三英蜂場，飼養中蜂。1912年赴日本學習活框養蜂技術。

1913年春購意蜂4群及西方蜂具和著作回國。他畢生致力活框養蜂技術的研究與推廣，為開創中國近代養蜂事業之先驅。早期與張品南齊名的是無錫的華繹之。1900～1910年，華繹之在無錫蕩門鎮試辦蜂場；1911年參考歐美新法飼養中蜂，并自制巢礎，供本場擴充。1916年和1918年先后從日本引進意蜂王3只和意蜂12群，1921年又從美國引進意蜂5群，他為開拓中國近代養蜂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1895年10月臺灣被日本強占，隨后意蜂由日本傳人，至1919年已發展到1.55萬多箱。192l～1925年間，臺北農業試驗所畜產系(現臺南新化的畜產試驗所)試驗、推廣日本農林省畜產試驗場養蜂育種室提供的意蜂良種。

⒉ 近代蜂業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利用活框蜂箱養意蜂肇始于1913年福建閩侯縣。20年代初盛于江浙，后轉盛于華北，30年代中后期傳遍全國。

在閩侯引進意蜂進行科學飼養的影響下，上海的戚秀甫、南京的徐受謙、紹興的酈辛農和溫州的吳小峰，都相繼興辦蜂場。一時江浙成為南方推廣新法養蜂技術的策源地。北方新法養蜂開始于天津農事試驗場。1914年該場由日本引進意蜂，但影響不大。1917年北京農事試驗場張伯衡也從其他國家引進意蜂。后來他設興農園養蜂場，出售蜂種、蜂具，促進了華北新法養蜂的發展。

與此同時，一些普及活框養蜂技術的專著始陳于世。《實用養蜂新書》(1912，沈化奎譯、《最近實驗蜜蜂飼育法》(1913，日本駒井春吉著，顧樹屏、華堂合譯)，這是兩本早期譯著。《養蜂白話勸告》(1917，戚秀甫)、《養蜂全書》(1918，鄭蠡、江聲)、《養蜂大意》(1919，張品南)等為早期著作。1920年由張品南編印的《中華養蜂雜志》誕生，是中國第一本養蜂雜志。這些書刊在推廣普及近代養蜂技術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20年代中后期蜂場增多，規模日益擴人。南京1923年開始養蜂，全城不過20箱左右；到1930年初，城鄉內外巳達2000箱以上，大小蜂場10余家。江浙規模最大者為1921年創辦的華繹之養蜂公司。該公司還辦有養蜂學校和蜂具廠。1922年造蜂船7只，在長江下游的沿海地區實行轉地養蜂，每群蜂年產蜜50kg以上。華北地區規模最大的是北平李林園養蜂場。該場創辦丁1925年，最初僅養意蜂7群，到1929年激增至300余群，年產蜜量達1.5萬kg 以上；還辦有養王場、蜂具廠，而且出版養蜂刊物。到20年代末，這些大型養蜂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綜合的經濟實體，集科研、生產、銷售于一體，對全國養蜂業具有示范作用。

養蜂的關鍵在于養王。20年代初，養蜂界重視養王，而卓有成效者為數寥寥。大約在1920 年前，張品南就掌握了意蜂的移蟲育王技術。他培育的人工蜂王除供本國銷售外，每年還返銷日本數百只。其次是華繹之。1918年他東渡日本購蜂種，次年人工育王、分蜂成功，但系意蜂雜種。為此，1921年他又從美國購買意蜂，翌年育成新王180多只，均為意蜂純種。1928年華繹之養蜂公司僅春夏兩季就育成蜂于600只左右。

到30年代初，育王技術逐漸推廣，且日臻先善，因而人工蜂王銳增，大大刺激了近代蜂業的發展。30年代中期李林園養王場每年郵寄到全國各地的蜂王可達1000只以上。

20～30年代，在蜂具的發明和仿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1926年黃于固仿制成意大利蜂巢礎機，為全國首家；1930年再創中蜂巢礎機；其后還研制成功全套保險巢箱、轉地飼育箱等。在蜂具的研制上頗有成效的還有吳小峰。他一生設計了40多種蜂縣，主要有防止蟾蜍夜襲器、熊蜂拍、搖蜜機等。此外，還有徐受謙的小型中蜂巢箱、解景戊中蜂巢箱、酈辛農轉地飼養箱、張進修式中蜂箱和于博亞高窄式中蜂箱均在各地推廣。

養蜂協會、研究會、專業學校及各種類型的學習班應運而生，反映了養蜂業的興旺。

1925年冬在南京創辦益群養蜂研究會，1929年4月在北平成立華北養蜂協會，向年在山東濟南成立山東養蜂學會，1932年成立湖南養蜂協會。中國昆蟲學的開拓人張巨伯也創辦過中華養蜂改進社。這些組織大都編輯專刊，指導養蜂生產，溝通和政府的聯系，推動了新法養蜂技術的推廣和近代蜂業的發展。20年代末，勞動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無錫教育學院等高校相繼增設養蜂專業。與此同時，由國家、地方政府、學會、大型蜂場主辦的各種學習班、訓練班、函授班此伏彼起。到30年代初掀起了一個養蜂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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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近代蜂業的勃興、失敗與停滯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新法養蜂進入勃興時期，特點是形成了以分蜂販種為目的的畸形蜂業，其顯著的地域是華北。華北的養蜂中心是北平。北伐勝利后，全國政治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北平一些舊官僚盲目附和養蜂“本微利博”的傳說，紛紛養蜂。“風起云從者不下五六十家”。

1929年僅北平附近和保定一帶就有蜂1.6～1.7萬箱，占全國新法養蜂業之大半。

養蜂需要大量蜂種，但供不應求。有的蜂場不惜喂糖分蜂，專營販種之業。少數投機商人趁機從日本進口蜂群，牟取暴利。日本也趁機向中國出口大量蜜蜂：1928年為300群，1929年為8800群，1930年已達12.8萬群。僅1932年從日本進口蜜蜂價值至少在500萬元以上。然而，日本意蜂有一半不能越冬，而且患有嚴重的美洲幼蟲腐臭病。1928年幼蟲病在北平地區地方蜂群中發生。30～40年代迅速地在華北、華中地區蔓延，吞噬了無數蜂場。加之城市蜂場林立蜜源緊缺，轉地受阻，廣大養蜂戶缺乏管理意蜂的經驗等原出，而使華北蜂業，乃至全國蜂業連鎖性遭到失敗。1931～1934年華北養蜂跌人低谷。1933年6月華北養蜂協會自然解體。與此同時，意蜂和新法養蜂技術卻因華北地區蜂業的興衰而傳播到全國。

此時，蜂界紊亂。不少人認為“養蜂誤我”，而有識之士如李俊、黃子固等卻提出整頓蜂業的措施：宣傳－獎勵－取締－保護。南京國民政府也公布了各種保護蜂業的法令。如《檢驗農產物病蟲害暫行辦法》19條、《蜂種制造取締規則》和《蜜蜂進口檢驗規程》等，并在天津、上海海關派專業人員對輸入的其他國家蜂種嚴加檢驗。河北、山東、湖南、浙江等地方政府在各省養蜂協會的敦促下，也相應實施了保護轉地養蜂、減輕往來蜂群賦稅、降低蜂蜜運費等一系列法規。到了30年代中期和末期，恢復了以養蜂取蜜為宗旨的正常副業。

正當全國蜂業開始復蘇時，1937年又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躍踴，使剛剛抬頭的養蜂生產再次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無數農村蜂場被搗毀，城市蜜源短缺，轉地受阻蜂業凋敞。江浙養蜂協會戰前會員百余場，戰時僅存40余場。抗戰勝利時中國養蜂業已瀕于破產。

在整頓畸形蜂業和復興戰后蜂業的30～40年代，《中國養蜂雜志》異軍突起。該刊于1934年1月由黃子固創辦，直到1956年更名為《中國養蜂》，同年7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接辦，1958年4月由中國農業科學院編輯，1959年1月至今劃歸該院蜜蜂研究所承辦，為中國歷史最長的養蜂專刊。其時有影響的刊物還有曾仙舟主編的《華北養蜂月刊》(1929年6月～1933年9月)，該刊后期遷至上海并更名為《中國養蜂月刊》(1933年10月～1934年)，李俊主編。此外還有賀子固創辦的《養蜂月報》(1930年4月～1937年)。

40年代后期在蜂病的防治和用新法飼養中蜂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績，養蜂生產出現零星的復蘇。盡管如此，近代蜂業在連年戰爭和病害的摧殘下，基本處于停滯階段。至1949年，中國蜂群達50萬群(含中蜂、意蜂)，年產蜂蜜8000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養蜂業才得以蓬勃發展。 (楊淑培)

引自《中國農業百科全書·養蜂卷》（農業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