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具體內容有哪些，應該如何解讀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相關文章，歡迎大家閱讀。

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內容篇一：《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內容》

新時期黨中央進一步加大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工作力度，這是從嚴治黨，端正黨風的必然要求，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順利發展，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保證，也是規范黨員干部廉潔行為，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一系列規定和要求，進一步強化黨風廉政建設，特制定本規定，以此作為黨員干部的重要行為準則。

1、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揮霍浪費，不準接受業務宴請。

2、嚴格執行上級關于公車購置、使用的有關規定。

3、不準參加公款支付的營業性歌舞廳、夜總會娛樂活動。參加健身活動時，不準接受有關單位或個人提供的各種獎勵或贊助。

4、不準借采購、招標之機，以權謀私、徇私舞弊，索取、收受他人禮金或貴重物品。

5、不準借干部人事變動之機打擊報復，任人唯親、突擊提干、買官賣官。

6、不準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親戚承攬本單位維修工程、大宗物資采購等。

7、嚴格執行回避制度，在任職期間不準將配偶、子女、親屬調入本單位工作。

8、嚴格按政策規定和工作程序辦事，在項目審批、工程招(投)標、重大項目決策等方面，不準未經集體研究，擅作決定。

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內容篇二：《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內容解讀》

名稱從《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改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適用對象從黨員領導干部擴大到全體黨員，內容從3600余字精簡至281字，這樣的“刪繁就簡”意味著什么?原《準則》中的“8個禁止”“52個不準”去哪兒了?

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與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變化值得特別關注?“負面清單”與每一名黨員息息相關嗎?原《條例》規定的10類違紀行為，如今整合為“六大紀律”，為什么反而提高了對黨組織和黨員的要求?

答案就在《準則》和《條例》的“改、增、刪”中。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是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規范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 修訂后的《準則》共8條、281字，分為導語、黨員廉潔自律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等3部分，可概括為“四個必須”“八條規范”。主要內容包括：一是重申黨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優良傳統作風、高尚道德情操等“四個必須”原則要求。二是圍繞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對全體黨員提出“四條規范”。三是圍繞廉潔從政，從公仆本色、權力行使、品行操守、良好家風等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條規范”。

與2010年1月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相比，修訂后的《準則》緊扣“廉潔自律”、覆蓋全體黨員、突出“關鍵少數”，強調自律，重在立德，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了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充分體現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是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規范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成為向全體黨員發出的道德宣示和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

需要指出的是，原《準則》中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的“8個禁止”“52個不準”并非“去無蹤”，很多內容作為“負面清單”，移入同步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開列“負面清單”，“六大紀律”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原《條例》共3編、15章、178條、24000余字。修訂后的《條例》共3編、11章、133條、17000余字，分為“總則”“分則”和“附則”等3部分。

對照《條例》修訂前后的內容變化，不難發現，新《條例》堅持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于法，作為“負面清單”，強調他律，重在立規。

這把突出政黨特色、黨紀特色和體現全面從嚴治黨實踐成果的“黨紀戒尺”，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等“六大紀律”，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其中，既做“減法”，刪除70余條與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并以設定專門條款的方式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又做“加法”，結合以來管黨治黨實踐，納入黨中央強調的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以及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等內容。

修訂后的《條例》，與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改、增、刪”值得特別關注?梳理《條例》的具體條款，“負面清單”的重點清晰可見。

“總則”告訴你，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等情形，后果更嚴重了 修訂后的《條例》“總則”部分，第二章“違紀與紀律處分”的第九條規定：黨員受到警告處分一年內、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半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而在2003版《條例》的第十二條規定中，“黨員受到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從“一年內”改為“一年半內”，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后果更嚴重了。

強化違紀查處、為黨紀“加碼”的類似條款還有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等。如第十三條是修訂后新增的內容，“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受到留黨察看以上(含留黨察看)處分的，黨組織應當終止其代表資格”。

又如，第十九條規定，有“在紀律集中整飭過程中，不收斂、不收手的”等三類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或者加重處分”。在第二十條中，“黨員違紀受到黨紀處分后，又被發現其受處分前的違紀行為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應當從重處分”。這些都是增補的內容，突出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黨紀“從嚴”。

“分則”告訴你，“六大紀律”可“對號入座”，黨紀“負面清單”不再包括貪污賄賂行為修訂后的《條例》“分則”部分，就是詳述對違反“六大紀律”行為的處分，把黨章關于紀律的要求具體化，強化“負面清單”作用，不僅告誡黨員干部哪類行為不能做，同時提出清晰的處罰依據，令違紀行為不再有空子可鉆。例如，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等以前存在模糊地帶，此次修訂明確列出，可以“對號入座”。

“六大紀律”，政治紀律排在首位。修訂后的《條例》第六章“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將以來黨中央提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條文，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紀條款。如第五十二條規定，“在黨內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私人勢力或者通過搞利益交換、為自己營造聲勢等活動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違反組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包括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以及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如第六十八條規定，“黨員領導干部違反有關規定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情節嚴重的，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違反廉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包括權權交易、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等。如第八十一條規定，“相互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對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搞權權交易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值得注意的是，“違反有關規定組織、參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請、高消費娛樂、健身活動，或者用公款購買贈送、發放禮品”(第九十六條)，“違反有關規定自定薪酬或者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第九十七條)，“用公款旅游、借公務差旅之機旅游或者以公務差旅為名變相旅游的”(第九十八條第一款)，“違反公務接待管理規定，超標準、超范圍接待或者借機大吃大喝”(第九十九條)……諸多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情形被納入“違反廉潔紀律行為”，不僅要處分直接責任者，還要處分領導責任者。

“對違反群眾紀律行為的處分”，新增了侵害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強迫命令、辦事不公、侵害群眾民主權利等違紀條款。 違反工作紀律新增“負面清單”，包括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工作失職等。

“對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主要對“四風”問題和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行為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增加了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違紀條款。值得一提的是，2003版《條例》第一百五十條中關于“通奸”“包養情婦(夫)”的提法在新《條例》中被刪除，范圍擴大到“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讓紀律處分的面更寬更嚴。

還有引人注目的一大變化，是2003版《條例》第九章“貪污賄賂行為”所列條款，在修訂后的《條例》中都刪除了。不消說，這是實現紀法分開的明顯信號，不再把法律當成紀律審查的尺子，而是在法律之前就為黨員劃定紀律底線，抓早抓小、動輒則咎。

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內容篇三：《廉潔自律準則的傳統文化解讀》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專門就近日修訂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他指出:“立規修規既要汲取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要適應管黨治黨的新形勢新任務，實現與時俱進。”那么，《準則》是否汲取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呢?答案是肯定的。從名稱到正文，從寫法到內容，都佐證了這一點。

《準則》的前身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此次修訂，內容從3600余字精簡至281字，幅度之大頗為罕見。從傳統文化來看，如此大幅修訂有其道理。

在《準則》名稱中去掉“黨員領導干部”，將其適用對象擴大到全體黨員，既是全面從嚴治黨、實現管黨治黨全覆蓋的需要，也吻合“守護廉潔，人人有份”的傳統文化。“廉恥事大，生死事小。”在我國，“廉”字源遠流長，備受尊崇，應用廣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就國家而言;“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是就官員而言;“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是就百姓而言。可見，在傳統文化中，“廉”是官民共享的價值。“守護廉潔，人人有份”體現到黨內就是全體黨員人人有份，也就是王岐山所說的“廉潔是共產黨人的基本要求”。

此外，《準則》篇幅劇減，是對“化繁為簡、突出重點、針對時弊”要求的落實，也與《準則》在名稱中將“廉潔從政”改為“廉潔自律”，按照自律的要求重寫正文內容有關。莊子曾說:“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自律主要靠自覺，靠長期的自我修養，而不是外在的強制，廉潔自律尤其如此。

原《準則》重“負面禁止”、輕“正面倡導”，洋洋灑灑規定了“8個禁止”“52個不準”，難以記住與踐行。新《準則》立足自律，變“不準”為“自覺”，只提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規定，汲取了自律的文化精髓，集中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便于廣大黨員將之內化于心、外踐于行。 《準則》前四條是黨員廉潔自律規范，要求黨員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表面看來，這四條規范比較抽象，但從傳統廉潔文化來看，上述四條實實在在，無一不是對“廉”的具體化。

四條黨員廉潔自律規范，分別反映了“廉”的四條“線”，印證了《準則》的傳統文化底蘊p副標題e

就第一條而言，它倡導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反映了廉潔的界線。政治學界通常從以(公)權謀私(利)的角度鑒定腐敗。古人云:“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生明，廉生威。”廉與公密不可分，衡量廉潔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私關系是廉潔的分界線，公私不分是廉潔大忌，假公濟私、損公肥私是典型的不廉潔。黨章把“克己奉公”作為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廉潔自律準則的第一條與黨章的上述規定相一致。

就第二條而言，它倡導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凈做事，反映了廉潔的底線。“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日潔。”“廉者不求非其有。”由此不難理解，人們通常從貪污受賄的角度界定腐敗，從不腐敗的角度界定廉潔。其實，不腐敗只是廉潔的底線，而不是廉潔的全部。

就第三條而言，它倡導尚儉戒奢、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反映了廉潔的防線。清朝金纓的《格言聯壁》里有“勤能補拙，儉以養廉”之說，甚為精辟。奢侈通常指向揮霍浪費錢財，過分追求享受，與儉樸相對。“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后，中央視不正之風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把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作為反腐敗治本之策，集中火力、馳而不息糾正包括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在內的“四風”，有利于減少腐敗增量。

就第四條而言，它倡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獻，反映了廉潔的高線。王岐山在會見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外方代表時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既要把理想信念宗旨這個核心價值觀作為“高線”，又要守住黨的紀律這條“底線”。“不受曰廉”是從消極意義上界定腐敗。“受”與“給”相對，兩者的關系也就是“取”與“予”的關系。從“不受曰廉”展開推論，給予當然更可曰廉。古人云:“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獻，集中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構成了廉潔的高線。

《準則》后四條確立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適用對象同為作為“關鍵少數”的“黨員領導干部”，但適用領域卻大為不同，即在廉潔從政基礎上增加了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從公共領域拓展到了私人領域。 這種拓展既有現實的合理性，也是繼承和發揚千百年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訓的結果，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

就第五條而言，它倡導廉潔從政、自覺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反映了“治國”之要。“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孫中山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現代政治是公共政治，從政的實質是從事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治理。人民是權力的主人，黨員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忠誠人民，做人民的勤務員，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就第六條而言，它倡導廉潔用權、自覺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反映了“平天下”之要。“天下為公。”古代官員所說的“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在今天看來固然有其局限，但就其站在民眾的立場、幫助民眾而言，仍然有其可貴之處。腐敗是社會毒瘤。“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只有廉潔用權、為民用權、為民謀利，才會天下太平、國泰民安、長治久安。

就第七條而言，它倡導廉潔修身、自覺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反映了“修身”之要。“君子為政之道，以修身為本。”指出:“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黨員領導干部只有“吾日三省吾身”，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才能實現從“不敢腐”到“不想腐”的轉折。 就第八條而言，它倡導廉潔齊家、自覺帶頭樹立良好家風，反映了“齊家”之要。“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周永康、徐才厚等“全家腐”案例表明，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領導干部作風的重要表現，直接關系到反腐倡廉建設大局。黨員領導干部應該努力在廉潔齊家方面做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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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內容篇四

為加強黨風廉政建設，規范黨員領導干部的從政行為，結全我辦黨支部實際，特制定本制度：

1、加強黨風廉學習。黨支部每周五下午組織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增強黨支部員干部自學抵御腐朽思想浸襲的能力。

2、黨員、干部要自覺接受遵守《黨章》、《憲法》有關規定，樹立良好形象，強化廉潔自律意識，從嚴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勤政廉政，警鐘長鳴。

3、廉潔自律，從嚴要求。黨員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嚴格的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在從事各項公務活動中不請吃，不接受禮品，不索、拿、卡、要，帶頭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

4、不準借婚喪嫁娶、生日、喬遷之機大操打辦，更不得借機斂財。

5、在工作生活中不準參加迷信和宗教活動，不準參加任何形式的集體上訪活動。

6、建立請示報告制度，自覺接受領導指導，更好地把廉潔自律制度落實到位，使之真正成為每個黨員干部的工作規范。

7、要建立黨政廉潔自律監督機制，積極行使黨內外民主監督，虛心聽取批評意見。

黨員廉潔自律規范的內容篇五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是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規范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

修訂后的《準則》共8條、281字，分為導語、黨員廉潔自律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等3部分，可概括為“四個必須”“八條規范”。主要內容包括：

一是重申黨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優良傳統作風、高尚道德情操等“四個必須”原則要求。

二是圍繞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對全體黨員提出“四條規范”。

三是圍繞廉潔從政，從公仆本色、權力行使、品行操守、良好家風等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條規范”。

與2010年1月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相比，修訂后的《準則》緊扣“廉潔自律”、覆蓋全體黨員、突出“關鍵少數”，強調自律，重在立德，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了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充分體現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是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規范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成為向全體黨員發出的道德宣示和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

從“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到“中國共產黨”，從“廉潔從政”到“廉潔自律”，《準則》名稱的改變體現了“全面”二字。”，新準則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全體黨員;其中，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自律規范，不再限于“廉潔從政”，而是擴展到“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等方面。

此次修訂刪繁就簡，提綱挈領，在對象上做“加法”，實現了對全體黨員的全覆蓋，在內容上做“減法”，突出廉潔主題，給出了立德向善的正面清單，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新的紀律觀、廉潔觀，體現了管黨治黨全面從嚴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是黨的建設、紀律建設和黨規建設走向成熟化、科學化的重要標志。

分類指導、分別要求，體現“治國先治黨，治黨先治上”原則

修訂后《準則》的另一大特點是，不再僅僅針對黨員領導干部，而是面向全體黨員，但同時又突出“關鍵少數”，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針對全體黨員，圍繞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提出“四個堅持”;針對黨員領導干部，準則圍繞“廉潔”二字，從公仆本色、行使權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風等四個方面，提出“四個自覺”。

分類指導、分別要求，表明了加強紀律建設的務實態度和科學精神，體現了“治國先治黨，治黨先治上”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可以說是十八大之后“精準反腐”理念的自然延伸。同時，這樣做還充分體現了職位越高要求越高、權力越大責任越大的黨內監督觀，對于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健全黨內政治生活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樹立黨章黨規的權威，把黨規黨紀刻印在全體黨員心上

十八大以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嚴明黨的紀律規矩，用黨紀約束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黨的紀律規矩是管黨治黨的尺子，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依據。《準則》作為黨內法規體系中基礎性的法規，是“帶電的高壓線”，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執行起來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要結合《條例》的執行，切實發揮好各級黨委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所負的主體責任，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發揮表率作用，帶頭維護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保證把紀律和各項黨內法規執行到位。